地位上。

　　用后世的话说，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萌芽了，这是巨大的进步，周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。到了春秋战国，姬姓周人虽然“以德配天”，经常把天命放在嘴边，还自称为“天帝元子”，讲究敬天法祖。但他们中的进步士人，却开始脱离鬼神的笼罩。开始寻求自身的可能性。

　　随国大夫季梁所说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

　　郑子产说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。”

　　周太史史嚚则说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

　　在天人关系问题上，孔子承认主宰之神“天”的存在，正所谓：“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。畏圣人之言。”但他又提倡以人为本，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，未知人事。焉知鬼事？”

　　赵无恤发现，在晋鲁等国官方，虽然神的影子还存在。但神的因素被放到了第二的地位上，人上升为首要的因素。甚至成为神之主，人本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扬。

　　再过些年。等到百家争鸣思潮开始席卷天下，古代宗教在领域里的垄断地位瓦解，学术下移。在百家的批判改造下，传统宗教开始分化、转型。

　　在孔子“敬而远之”宗教观的影响下，儒家大力发扬传统宗教中的人文主义精神，使之神秘性减少，世俗性增强，逐步演化为一种宗教礼俗。道家主张道家主张“清静无为”、“致虚”、“守一”，追求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。

　　至于法家，那更是群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，他们激烈反对宗教，主张破除迷信，将“神”的秩序踩到脚下，希望以人创造的律法作为新秩序替代之。

　　坚信鬼神存在的学派，除了常常自我矛盾的阴阳家外，就只剩下脱胎于宋国文化，由底层工匠建立的墨家了。他们成了绝对的少数派，宣扬“明鬼”、“天志”，使宗教向下层民众渗透，想要建立原始的乌托邦。

　　这便是无所不思，无所不想的轴心时代，这也是中国人精神层面与同时代各文明，与希腊，与埃及，与波斯，与印度最大的不同之处！

　　然而遗憾的是，这种人本思想仅存在于占人口不足百分之一的进步士人身上，广大的民间依然笼罩在鬼神的蒙昧中。只要在晋、鲁等国随便走一走，就会发现处处是鬼神淫祠，百年后西门豹在邺地见到的河伯娶亲绝非偶然，总体来说，和齐、楚、吴等国并无太大区别。

　　原本赵无恤还有些迟疑，若是让宗教复兴，不知道是不是？

　　但如今看来，就算他不这样做，宗教在民间的力量也经久不衰，直到两千年后依然如此。理性永远是少数知识分子，多数民众对鬼神信之不疑。哪怕是墨子，也祭出了鬼神作为凝聚人心的工具，哪怕是最飘逸的道家，后世也和民间巫鬼结合，蜕变成了中国本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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